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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桐，一个被遗忘的梦

发表于：2024-11-05 作者：第一云南网编辑

编辑最后更新 2024年11月05日，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十年计划"，在所公布的为数不多的科研项目中，法国研究机构提出的课题是那样充满浪漫色彩而又令人深思--其实，西方学者寻找的这一个被遗忘的"刺桐梦"已经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十年计划"，在所公布的为数不多的科研项目中，法国研究机构提出的课题是那样充满浪漫色彩而又令人深思--

　　其实，西方学者寻找的这一个被遗忘的"刺桐梦"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自1644年葡萄牙人阳玛诺传教士《唐景教碑颂正诠》所记载的1619年泉州发现三方带古十字架的基督教石刻起，西方教会和东方学学者就一直在追寻遥远东方的那些早期十字架墓石。

　　到了19世纪，那个曾经在13、14世纪无比繁荣、为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里，引起了欧洲史坛的一场大争论。英领事菲立浦力主zaitun系漳州之月港，另一个英国学者道格拉斯认为是海澄，其理由均因zaitun在阿拉伯语中是橄榄树，而漳州很多泉州没有。几十年中此派观点几成定论，独法国学者俞尔不为所动，至死坚持泉州说，但因缺乏中国史料而为漳州说所窘。

　　直到1915--1918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问世后，zaitun即泉州始成定论。Zaitun是刺桐而非橄榄。桑原氏在此书总结了这场国际性争论："zaitun为中国中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

　　而1926年中国历史考古学家陈万里、张星琅和德国学者艾克从厦门大学联袂来泉州考古调查，其时泉州古城尚在，各种中古文物琳琅满目，外来宗教石刻随处可见，两年后陈氏的《闽南考古记》、张氏的《泉州访古记》发表以后，终于圆了西方学者追寻了近百年的"zaitun"之梦。

　　张氏的文章开宗明义称："泉州为中世纪时，世界第一大商埠。……余在昔研究中西交通史，得知泉州为中古东西文化交换地点，中外货物输出输入之中心地，今得亲往调查，诚大快事也。"

　　而那个德国学者则更为幸运，他正赶上开元寺东西塔维修，于是尽拍塔上的所有雕像，并雇人测量，回去以后编成洋洋大观的《刺桐双塔》（THETWINPAGODASOFZAYTON），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并因此荣获了至高无上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资格。可以说，这是泉州世界级的古建筑在国际上首次亮相。

"刺桐十字架"--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

　　西方学者追寻的"刺桐梦"始于"刺桐十字架"。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宋元时期传入泉州的是基督教的两个教派：聂斯托利派和方济各会派。欧洲人的东来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入，使刺桐港的国际化信息交流和文明对话更加丰富多彩。

　　1905年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任道远在泉州奏魁宫又发现一方胸前与头上均有十字架的基督教天使石刻，后来这方石刻照片被法国学者伯希和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很大轰动。1954年英国著名学者约翰·福斯特的文章"刺桐城墙的十字架"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发表以后，不仅再度引起欧洲史坛的轰动，而且"刺桐十字架"这一命名从此成了全球基督教文物的专用术语。必须指出，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泉州学者吴文良从被拆的古城墙发现并搜集了22方"刺桐十字架"石刻，这些石刻多数陈列在泉州海交馆内，使之成了西方学者研究古基督教东传历程的重要窗口。

　　那么，为何西方学者如此着迷"刺桐十字架"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停止过研究呢？这是因为"刺桐十字架"表现着的不同宗教文化交融过程中所镌刻的历史烙印是西方世界所没有过的。那些头戴王冠、身着僧服，或飞翔、或振翅的天使形象，既受到西方古典雕刻术"带着翅膀的胜利"之影响，又具有叙利亚、波斯或亚力山大学派的艺术风格，抑或是古希腊文化的渗透；那天使的跌坐姿势、夸张的垂耳又分明是中国佛像的表现手法。而围绕其四周的瑞云、海水、火焰、莲花座又很像是中国佛教与道教的文化符号。碑刻上的文字既有八思巴文、又有突厥语；既有波斯文，又有中文、拉丁文。所有这些在世界宗教文化史上实属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方称为"蕃丞相"的四翼天使石刻--头戴官帽、背展四翼、双手合十、胸刻莲花与十字架。这位"蕃丞相"可谓是基督教世界的"明星"，其照片几十年来一直为西方国家学术刊物、教会刊物引用而几乎成了基督教文化艺术在东方最早的经典之作。1988年海交馆征集的另一方基督教四翼天使石刻则更为精彩，堪称元代基督教艺术的上乘之作。天使端坐在如意头式的祥云之上，顶部镂空，整个构图充满了虚幻神秘之感，这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丧葬石刻中也很难见到。至今，西方学者对"刺桐十字架"的研究尚未结束，因此，它简直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

真言流布的"东方麦加"

　　1983年伊朗专家在《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史在中国》一文中称，泉州灵山圣墓"除了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城里的穆罕默德圣墓以及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城里的阿里圣墓之外，要算是伊斯兰教世界中历史最悠久，具有最高价值的古迹了"。此言一出，引起穆斯林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泉州众多的外来宗教中，伊斯兰教的势力最大，甚至影响到刺桐港的兴衰。自唐代大食国（阿拉伯）与泉州通商后，该教即已传入，兴于两宋，盛于元代。宋元时期，数万穆斯林不仅能够在泉州自由从商、任官、与汉人通婚传宗接代，而且还能够自由地在这个地区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两宋时，刺桐城就建有三座清真寺，到了元代"增至六七"，特别是阿拉伯人与泉州人的通婚，使伊斯兰教广为流传。所以泉州中世纪伊斯兰教历史遗存数量之巨在穆斯林世界堪称奇迹，吸引着欧、亚学者纷至沓来。

　　1911年，法国学者范·白参、西班牙神父阿奈兹的《泉州的穆斯林古迹》在欧洲学术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1926年，张星琅等人对清真寺、圣墓等地进行考古，其研究成果问世后引发新一轮的研究热潮。50年代，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80年代陈达生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杨鸿勋的《初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兼及传说的真实性问题》等一批中国学者的专著、论文的发表，再度引起东西方学术界关于泉州圣墓、清真寺创建时间的大争论。

　　特别是1965年在泉州发现的侯赛因·本·穆罕默德的墓碑石更是"在学术界掀起巨大的波浪"，卷入这场争辩的除中国学者外，还有欧洲、澳洲、东南亚等数十个国家的学者。所有的争论都能证明一个不争的事实：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远东最早的地方之一；泉州清净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也是惟一的一座阿拉伯式教寺；泉州灵山圣墓则是伊斯兰世界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近些年引起西方学者浓厚兴趣的还有，中古时期传入泉州的伊斯兰教这样严格的宗教遗物，是否存在多种文化接触的历史痕迹。虽然这一深层次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毕竟从泉州出土的二三百方伊斯兰教石刻和墓盖石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揉合中国传统艺术图案的成份。

　　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忽然想到去年在拍摄关于泉州宗教的一部电视大片时所发现到的，泉州海交馆的一些伊斯兰教墓盖石底部的须弥座造型、线条与泉州开元寺东西双塔底部的须弥座造型、线条是多么惊人的相似！诚然，这奇怪的问题只能留待史学家去论证，但无论如何，在刺桐这样一座交织着多种文明的国际都市里，尽管文化接触存在着多么扑朔迷离、多么"嘈杂拥挤"的过程，其交光互影的借用和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令我们十分欣慰的是，泉州占有中国三分之二的中古时代穆斯林的历史遗存是东西方学术研究的历史宝库，正如学者所言，那是"真言流布的东方麦加"。

中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遗物

　　当海内外游客来到泉州开元寺时，当地导游必然会带他们去看大雄宝殿前月台须弥座下的狮身人面雕刻群和大殿后面的两根印度教石柱，所有的人无不赞美这一中印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其实，这些印度教的遗物是从毁于元末明初的泉州印度教寺--闻名于世的"番佛寺"遗址搬运过来的。由于泉州"番佛寺"是中国惟一的印度教寺，自然成了东西方学术界研究不衰的课题。

　　公元4世纪前后，印度古老的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成了新的宗教"印度教"。它有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对泉州人来说，印度人可算是资格最老的朋友了，早在公元6世纪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就来到泉州，居九日山翻经。而表现印度教传入泉州的是被学者称为中国第一"LINGAN"的泉州"石笋"，它是印度教湿婆的象征--表示再生的男性生殖器"林加"。据史载，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泉州郡守的高惠连认为有伤风化将其击断，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郡守张岩补接上去。

　　据此可推断公元11世纪前，泉州就有印度教存在了。别看泉州"石笋"其貌不扬，其照片却屡屡出现在中外学者的历史、美术、建筑、人类学等著作中。上世纪初，英国学者瓦尔的名著《性与性的崇拜》就专门论述了印度教的"林加"。其它国家也有"林加"，但中国独此一"根".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根"石笋是否印度教遗物，同样也引发了一场争论。

　　而中外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海交馆收藏的那200多方印度教寺的石刻构件，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是中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遗物。其雕刻艺术之精美，冠绝诸教，堪称宗教艺术的瑰宝。这些石刻图案来源于《摩诃婆罗多》等印度教的经典，如大象与蜘蛛争斗的故事、毗湿奴骑金翅鸟现身救象的故事、湿婆妻子化身护卫"林加"的故事等等，内容神奇而又丰富。

　　而令中外学者惊叹的是那纯粹的印度雕刻艺术在这些石刻、构件、神像的再现。那惟妙惟肖的古印度石柱、古希腊哥林多式的柱头，那些半人半兽、或半鸟半兽的柱础、门楣以及以蛇为图的祭坛，古埃及艺术的人面狮身组雕等等。这些石雕与公元13世纪南印度及锡兰的波罗那艺术如出一辙。印度学者把被称作海交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毗湿奴造像，与本国摩杜罗博物馆的神像相比较竟是不出其二！那种原汁原味的纯印度艺术风格和精致高超的雕刻技艺，连印度著名学者库玛拉斯瓦米都怀疑是直接来自印度，"以至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会以为那是印度的艺术品。"

　　1956年12月，吴文良先生在伍堡街发现断为两截的碑刻，引起印度、日本学术界的轰动。经两国学者的译解，才弄清上面那些看不懂的文字是泰米尔文。其记载的是来自南印度泰米尔的实力派人物圣班达·贝鲁玛，在得到元朝皇帝的恩准后，于1281年在泉州建造印度教神像。这块泰米尔文碑刻不仅为泉州"番佛寺"的建造时间提供断代依据，而且表明当时刺桐城泰米尔侨民集团财力雄厚。迄今已发现且散落在各处的印度教石雕、构件、石刻大大小小就有500多方，可见当时泉州"番佛寺"的规模是多么宏伟壮丽。史载，中世纪泰米尔商船就是一支往返于波斯湾、中国和东南亚的海运劲旅，他们同样是刺桐城内一支举足轻重的侨民力量。

　　2001年秋，泉州南门旧城改造时，发掘到史学界一直寻找的德济门遗址，更令学者们高兴的是找到了刻有犹太教六角星图案的石鼓，为13世纪的马可·波罗、雅各以及后来的安德鲁主教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记载提供有力的佐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长期以来泉州学者苦于没找到犹太教的史迹而难以应对西方学者的质疑。在雅各的笔下，当时刺桐城内的犹太人是多么活跃的外商阶层。

　　历史就是这样神秘而又深不可测。倘若我们相信文献记载的历史才是历史的话，那么，我们的历史知识只是沧海一粟。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最大发现"

　　1991年春节期间，笔者作为电视记者随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正月初二下午，考察团来到草庵，当摩尼光佛出现在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面前时，大家兴奋不已。笔者扛着摄像机从取景框清楚地看到总领队迪安博士激动的表情，立即将镜头推至特写，迪安拿着移动喇叭用英文大声地宣布："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最大发现，最大成效。"当天新华社电讯将这一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播发笔者的电视新闻。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的思想材料形成自己独特信仰，崇拜光明、反对黑暗。该教曾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约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称为"明教"。9世纪中叶传入泉州，以晋江华表山麓为据点，宋代向东南沿海大肆发展。1148年建寺，即"草庵"寺。元代，摩尼教兴盛一时，并把创教人摩尼的造像雕刻于天然岩石上。明初，太祖朱元璋下令灭明教毁其寺。草庵摩尼佛寺不知如何躲过此劫，成了摩尼教在世界上消失后惟一仅存的教寺遗址。有趣的是数百年过去了，人们却将摩尼光佛当作佛教神像来崇拜，这恐怕是它能够遗存至今的缘故吧。不过，这一不同宗教的混淆却成了世界宗教文化演变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而为中外学者所珍视。

　　实际上，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来到泉州之前，草庵摩尼光佛就已经大放光彩，成为泉州又一世界级的"明星"了。上世纪80年代末，在瑞典召开的首届摩尼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悬挂着一幅大照片作为会徽，这就是来自泉州的这尊神态庄严的草庵摩尼光佛！近日笔者访问海交馆馆长王连茂时获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2003年的摩尼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晋江市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批准了这一计划。

　　10年前，王连茂在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在泉州召开摩尼教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去年摩尼教国际学术会议在欧洲举行时，他委托与会学者再次表达了这个意愿。如今，此计划已得到泉州与晋江两级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这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将有很多国家的学者参加，对泉州成功申报"世遗"具有特殊的意义。

联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

　　今年元宵期间，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偕夫人远渡重洋来到德化考察古外销瓷。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珍藏的许多德化古陶瓷珍品将他们的研究课题带到遥远的东方。他们十分惊讶德化悠久的陶瓷历史和中世纪已十分庞大的制瓷规模，认为德化古外销瓷的历史，是中国海洋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它支撑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拓展。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外销陶瓷的研究已成了热门课题，70年代以后中国陶瓷史界也开始形成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潮。1980年在"德化古窑学术讨论会"期间发起成立的"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可以说是我国外销瓷研究的里程碑。

　　正如学者所认为的，在中世纪的海上贸易热潮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覆盖最广的商品，乃是中国的陶瓷器。9世纪以来，它已经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拳头产品而风靡世界。数十年的研究证明，"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及其以后陶瓷生产的基地和输出口岸之一，在世界性的陶瓷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据考古发现，泉州地区有南朝至明清时期的古代窑址500多处，其中宋元时期的有139处。这些古代窑址中，有著名的德化窑、磁灶窑、同安窑、泉州窑、安溪窑等。如此范围广大、窑口星罗棋布的外销日用陶瓷生产基地的存在，使我们不难想象陶瓷外销对支撑刺桐港的兴盛，以及刺激陶瓷规模化生产甚至刺激宋元时期泉州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从国外学者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刺桐港陶瓷的外销航线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国外研究资料还表明，南宋至元代，刺桐港已是陶瓷外销的最大口岸，它还包括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和福建境内的青白瓷窑系产品，甚至北方其他窑系的产品。

　　而在这外销瓷中，德化瓷的影响最大，特别是白釉瓷甚至成了中国白瓷的代表而成了西方市场追逐的商品。1292年，马可.波罗从刺桐港返回故里时，特地带上一些德化白瓷，它们至今还收藏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博物馆，一些小瓶后来被称作"马可.波罗瓶"。当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特别喜爱德化白瓷，如今几百年过去了，国王藏品馆内陈列的德化梅花犀角树和瓷塑佛像还是那般晶莹剔透。

　　然而，比陶瓷外销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陶瓷制作技术的外传，如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西传推动欧洲社会进步一样，欧洲以及东南亚、东北亚瓷业的发展历程无不可以找到泉州人智慧的历史痕迹。早在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传入日本，大大提高了日本窑的生产水平；而明代德化的阶级窑直接影响了日本串窑的形成。在欧洲陶瓷业萌芽阶段，德化白瓷一度成了其仿制的样板；17世纪法国、丹麦等国家的陶瓷产品吸收了德化瓷的工艺技术。而在东南亚，磁灶窑烧制陶瓷的技法也同样影响了这一带陶瓷业的生产。尽管如此，原产地的陶瓷依然畅销各国。1999年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从清代商船"泰兴号"打捞出海的35万件德化瓷器便是明证。

追寻"被遗忘的刺桐梦"

上世纪90年代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学者纪可梅（Marie---Claire）参加"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来到泉州，他在学术报告指出："旅游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以及1326年刺桐的天主教主教安德鲁.佩鲁贾等，都盛赞过泉州的繁荣和中国的和平与进步。如今历史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虽陌生而又是美丽的梦。"

　　面对几个世纪以来国外学者把一个又一个"刺桐梦"诠释、展示给世界的时候，而我们又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能不为这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知识的出现而感到狂喜；我们不能不发现，刺桐，这一个"被遗忘的梦"是多么值得去追寻，它是那么波澜壮阔和辉煌灿烂。

　　而这种历史良知的反醒，使我们不能不鄙视和摒弃过去发生的那一些"毁梦"的愚昧行为和思想。上世纪50年代为解决东街的交通，不惜拆掉近百座历代遗留下来的石牌坊，如果这一个牌坊群能存留至今日，则又是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之最"。这种遗恨千古的事在以后的一些年代还不时出现，使得一些重要的历史见证和不少本来可以重见天日的珍贵文物与我们这一代人擦肩而过。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的城市建设特别是申报"世遗"的氛围，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爱护和珍惜历史文化的社会责任与公众意识。当我们发现我们追寻的那一个"刺桐梦"是"能为一种已消失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之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为这种高尚的思想和行为作出牺牲的历史自觉，恰恰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当我们的后代为这些已寻找到的"美梦"而富有、而自豪时，他们会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而感激不已的。

　　刺桐，一个"被遗忘的梦"，一个值得追寻的"美丽的梦"。这难道不是泉州申报"世遗"的启示和呼唤吗？

　　我之所以要收录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觉得泉州这个地方太奇特了.他有太多外来的东西,象活化石一样保留下来,让今人可以追述到古代那一段风光灿烂的历史.泉州,在当时来说,我想是一个人人朝拜的圣地,就象现在的圣城麦加.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奇特的地方,敦煌,这个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的小地方,后来成为东方和西方学者竞相关注的地方,原因可能就是地理位置太特殊了.和泉州比起来,一个是海上丝稠之路的重要一站,一个是丝稠之路的必经之地,这两条联系中西方的重要通路,肯定碰撞出一些可贵的东西.泉州和敦煌我想正是碰撞的产物.我还想说的是普通人对于中国的过去了解的太少,真的太少,唯一的方式可能还是金庸小说,假的太多,真像太少.